6月24日（周六）晚十点半档CCTV-1《开讲啦》

李强主任、教授——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6月23日至6月26日，全国各省市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考再次成为老百姓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恰逢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邀请到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李强。1978年，28岁的李强参加高考；现在作为大学教授，他会如何支招毕业季？作为社会学家，他又会怎样解读年轻人的困惑与选择？

你考或不考，高考就在那里

谈及当年高考，李强说下乡回来之后感觉很茫然，因为1978年，当时的他已经28岁了，“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的。”

在报考前，李强先是在1978年春节前后，当了两个月公交车售票员，之后意识到可以报考了。但是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没有专门的复习资料，只能抄题。他印象中备战高考的日子就是，“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就抄下来，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回溯自己的青年时代，李强感触颇深，直言“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指导青年人如何报考专业时，李强建议，“你可以再反思一下，自己要干什么，自己为什么要学。”要掌握多种知识，把握好自己的未来定位。高考和大学毕业时的分数并不能成为判断人才的标准，“其实人才这条道路，真正的验证是未来。”如何把握好未来，李强建议不以成绩论英雄，“为学固然很重要，但为人更重要”。他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有理念的人。

 对于知识的渴求，伴随他度过漫长的知青生活

和其他下乡青年一样，李强的生活基本只有两件事，一是拼命地看书，二是劳动中观察感悟社会。谈及读书，李强说，“我们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书。” “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

对知识的渴求，使得这些下乡青年们不顾身体的疲累，工作一天后点着煤油灯熬夜汲取知识，“在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都是黑的。”“而且你必须连夜看完，因为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在你床头等着拿走呢。”至今还能让李强津津乐道的就是知青时期的“抢书”趣闻。他还记得作家梁晓声从北京回去的时候，带了一提包书，刚到村口就被抢了，至今还有一本书没有找到。他透露，梁晓声先生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面临选择找准定位

9年知青经历使他参与式观察社会，不断阅读让他的知识面得到扩展，在接受大学系统的知识梳理后，毕业后从国际政治学转向社会学研究，李强是在结合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他说，“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对于大学生是否应该创业？李强认为，青年学生要先把知识结构搭好，不鼓励盲目创业。“我们是主张你先跟随别人，你先跟别人学学， 做一做，学会了以后，你再去创。”他也希望年轻人不要过早脱离学校，要读一个研究生的学位，但是对于要创业的人，不要读博士，这会影响你的创造力发挥。

至于当青年代表求教一份“焦虑自救指南”时，李强说：“今天的社会给年轻人提供了太多的机会，如果你有理想、有理念，一时受挫折，真的不要太在乎，因为实际上，你把你生命轨迹画出来以后，人哪有不遇到挫折的？” 

无论毕业时你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大城市人才聚集，小城市人才分散，从长远角度看，小城市机会更多，深耕下去，反而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演讲稿《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同学们，我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从贝宁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高考开始的。我是比较早的，当时是七七级七八级，因为这两级的时间特别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实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么对我来说，我当时实际上是下乡九年。1968年的7月1日吧，我就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车啊汽车啊，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连地名也没有，就是在黑龙江的边境。所以我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然后1977年回来，当时还很茫然。

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的。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亲戚，他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车一厂来吧，将来能开汽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什么叫好工作呢？有两个事情肯定是好的，一个叫手拿方向盘，一个叫手拿听诊器，这很厉害对不对。我说那好啊，于是我就在好像春节前后，就到他那一块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说你要想开汽车呀，先得当售票员，那怎么办？那就当吧。后来当了一两个月售票员，突然意识到可以报名高考了，然后就得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还能到街上买一本复习考题，那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说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抄下来，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的，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考你啊，于是你就找各种考题温习，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选拔人才的机制都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谁有什么本事，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高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的筛选。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识别人才。

有了高考以后，七七级，七八级，其实因为这两级当时就隔半年，所以这两级基本上学的时候，也很密切，在一块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所以我算是那个很幸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那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其实大家想想，我那个下乡九年是十八岁去，二十七岁回对吧。这是人生多灿烂一段时间啊。所以你能理解我们到了以后对知识的渴求度。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书啊。那个时候看书杂乱无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电工原理》，后天是《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渴望知识嘛，而且那个时候书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书，翻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书就翻烂了。而且这本书到你手里以后，你必须一夜把它看完，因为第二个人，早上就在你那里盯着呢。所以你尽管干了一天的劳动，那简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着夜也得把它看完。夜里怎么看书呢？就是拖拉机上有那个煤油，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你看吧，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就是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晓声，他好像跟我经历差不多。他说当年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找书，把书带回来。他说他有一次好容易带了一提包书回来，结果没想到，刚进村，你想大家都渴望书啊，结果书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有一本书，不知道被谁抢掉了，后来始终没还他。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还耿耿于怀。所以我感到，我那个年代上大学，享受在知识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可以有一个文明的，有系统的梳理了。因为是我们读过无数的书，但那个书杂乱无章，你没有被真的高手给你梳理过，这个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进程，这个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图书馆的书显然不够，因为刚刚复校嘛，书不够，于是就去北大图书馆去找，因为都是邻居。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发现书最多了，叫作北京图书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更名，叫作国家图书馆了。每次我真的我自行车后面高高的一摞书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骑着自行车，也可能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骑着这个车就往返于人大和这个北图。所以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估计不是没有书的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到底怎么来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纸质书都没有太深的感情了。因为天天大家拿一手机，天天扫那个微信，好像纸质书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读过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他曾经写《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但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所以我认为我有两个大学，你想我是1968年下乡，1977年回来，所以我今天思考起来的话，如果我后来学的不是社会学，假设我学的是物理学，是化学，是数学，是其它学科，那九年顶多也就是一个生活阅历，也就是一种品格，意志的培养等等，它跟学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做的这门学科恰恰叫社会学，所以想起来的话，跟我关系还真是深刻。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看家本事，就是说你像一个研究生，你想写一篇社会学的硕士论文，头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个村庄你都没待过一年，你在一个地方都没做过深入研究调查，你怎么敢写文章？这个东西有个英文字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参与式观察，实际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我那九年几乎是做了九年的参与式观察。

实际上我上人大的时候，还没有社会学，我最初学国际政治。大家说那你学国际政治转社会学，这挺大的转变。一个是研究国外，一个研究国内，这不一样啊。毕业的时候，我就仔细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仔细一想呢，其实我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优势，我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还研究美国，欧洲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很质疑，我对于所谓国际问题的研究。而我仔细想我可能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吧，所以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后来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怎么知道社会学的呢？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当时有一个叫国际图书展。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了，大量的图书开始被引进到国内了。那么我去外文图书展，我发现有一面架子都是这个社会学，Sociology。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那一想我是哪阶段啊。因为那之前没有这种学问啊，所以我逐渐意识到了，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它告诉你怎样认识你自己，怎样认识社会，我觉得很精彩啊。

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就觉得，人大正好有社会学，我就在社会学系当老师。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我自己从1999年到清华，后来我做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每年就要给学生讲话，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清华故事。这故事发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就攻进宛平城，清华校园被占了。这时候清华的一个教授，叫赵忠尧，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里面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镭，这是他当年在剑桥大学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镭放在一个铅管里，在那个实验里面。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忠尧教授就匆匆忙忙来到梁思成他的家。因为梁思成条件比较好，他有辆小汽车，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离清华也很远。赵忠尧说恐怕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取出来，两人商量好了，夜闯清华园。然后就把一个小铅筒取出来，他就拿一个咸菜罐子，把这个藏在那个咸菜罐子里。后来一路其它东西都丢掉了，终于跑到长沙，找到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讲他一路的艰辛。赵教授热泪盈眶，然后梅校长也热泪盈眶。所以我们能理解，清华是一个有理念的学校。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总是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学生其实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讲是从我们高考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高考上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叫高校毛入学率，它的概念就是说同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学里上学。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1%，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扩招，那么大家知道本来我们国家原来预定2020年才能达到高校毛入学率40%，结果我们提前达到了，2015年我们高校毛入学率40%。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也就是说想上大学的，差不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们第一，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社会对你们提出的挑战其实也是更多了。比如说知识结构加快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越是专一的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结尾呢我也讲两句，为学和为人，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